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外出务工。而随之问题是他们留守在家的子女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缺少亲情和家庭的关爱，使他在生活、学习及性格发展上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如何使其在生活学习中健康地成长，已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问题。

　　留守儿童是个特殊的儿童群体，一方面他们缺少父母对他们的关爱，另一方面就是教育的缺乏。由于长期的家庭教育的缺乏，从而使他们的学习和性格都有别于正常家庭教育的儿童。性格及行为处事易走极端，而此时学校教育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学校和教师更要为留守儿童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数较多，大批农民工流入城市，所以留守儿童较多。我国有近1・5亿的农民在外务工，打工者人数还在以每年超过500万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年龄段的约为2000万，其中超过1000万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1]

　　由此可见，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由于监护人的监管不到位，致使儿童在健康与心理方面受到很大的侵害，留守儿童犯罪事件屡见不鲜，家庭教育的缺失逐渐升级到心理健康人格的缺失。虽然这只是少数，但帮助留守儿童重建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确实刻不容缓。

　　造成留守儿童教育得不到保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父母均都外出打工，由间接监护者抚养，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再者监管不到位，沟通较少，从而学习成绩低，性格大多内向。另一方面，孩子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留守在家的父亲或母亲由于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和田间工作，而没有时间去关注孩子学习，导致孩子学习效率低下，缺少自信心。根据中央教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一般都不容乐观，他们中的成绩优秀者仅占百分之十，大多数留守儿童的成绩都处于中等偏下。长时间的亲子分离，缺乏沟通，在学习方面所出现的困难、疑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与疏导，加之一方面那些父母在外的家庭，由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孩子学习上的问题往往不能给予帮助。[2]

　　我认为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需要从儿童自身与社会外界两方面着手。首先是儿童的自身问题，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从心理着手，矫正他们扭曲的心理。留守儿童的根本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而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从而需要学校老师及监护人的帮助，班主任和代课教师是学生在校园中接触最频繁也是最重要的人。让他们感到学校就是他们的家。对于父母不在身边的学生，最为教师，一定能够要给他们送去慈母般的温暖。留守学生在师爱的沐浴下轻松愉快地学习、生活。他们在不知觉中发现教师就是他们的父母，学校就是他们的家。[3]首先教师应对班级中的留守学生进行详细的了解，通过家访等途径了解学生的生活情况，从而更好地教育教学。与留守学生做知心交谈，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平时多了解学生的性格特征及行为习惯，在学习上多加鼓励和引导。对学生不正常行为要及时干预、正确引导，做好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师生的关怀。2、在生活中给予温暖及帮助，要时常考虑到学生的父母不在身边，关注学生的情感内心的变化，由于亲情的缺失，学生内心会常感孤独，沟通就显得极为重要。对于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空白，教师应更多地从情感入手加以弥补。3、更好地与监护人沟通。一方面与外地务工的父母常练习。另一方面与留守的监护人常联系，希望他们更好地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

　　其次是社会方面，政府应给予支持和引导加强政策的导向作用，充分保证留守儿童不受任何偏见和歧视的接受义务教育。农村中小学普遍激素条件差，甚至很多没有寄宿条件，这使得农村留守学生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功能不能更有效的发挥。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不蹲完善其基础设施，让留守儿童在健康的环境下成长。

　　我们相信通过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各方面的努力，互相配合，积极应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方法措施得当，这些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留守儿童也能和非留守儿童一样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留手儿童发展的许多问题，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4]所以，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即应当高度重视起来，共同尽一项社会责任，关注这一特殊群体，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留守儿童的明天就会更美好，生活就会更加灿烂。

　　尼尔·波兹曼是美国著名的媒介环境学者和教育学家，他曾就电视文化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横行对教育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波兹曼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童年的消逝。他认为童年是印刷时代的产物，是伴随着对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出现的。儿童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读写能力，才能具有一定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才能逐渐具备成人的思想。但是到了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又面临着消逝的危险。电视利用其对感官的多重开发使得儿童可以毫无阻隔地获得对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认知，提前进入了成人阶段。于是，童年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尼尔·波兹曼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教育观。

　　在波兹曼看来，要解决儿童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要从家庭做起。在学校出现之前，家庭是教育重地，学识和人格的培养都要在这里完成。即使到学校出现，家庭依旧发挥着强大的教育功能。首先，在进入学校之前，儿童要在家庭环境中完成最基本的学习。包括语言技巧、举止规范等方面知识的基本掌握。然后，在儿童进入学校之后，家庭还要协助学校完善儿童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

　　但是在电子媒介环境中，家庭的结构和权威正在日益受到威胁。首先，电视、电影、唱片等媒介逐渐取代了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取代了家长对于儿童价值观的培养。由于信息环境的改变，家庭已经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控制孩子的信息渠道，子女和父母开始接受同样的信息，甚至子女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父母；而子女在电视和网络的诱导下，也不再认同父母所确立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由此家长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继而，在媒体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家长对自己养育子女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转而求教于电视媒介所宣扬的所谓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咨询专家。马尔库塞曾就家庭所处的困境提出深刻认识，认为“家庭的社会功能的削弱反映了技术对个体的吞噬。大众传播媒介的专家们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他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训练。家庭无力与这种教育相抗衡”。

　　波兹曼因此鼓励家长“将养育子女视为是对抗文化的行动”。。由此，他试图提供一条通过媒介和家长的合作从而实现对儿童保护的有效途径。第一，减少儿童在媒介中的暴露量，即尽量减少儿童形象在广告、肥皂剧和各种娱乐节目中的出现。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孩子在电视中寻找情感认同，并且避免儿童对家庭的疏离，转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们确立一种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电视媒介不可能，为了保存儿童的概念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反而会在加速对童年概念的消解中寻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正是基于此，波兹曼提出了第二条建议：家长要限制孩子的观看内容，并对内容提出批评。这就要求在孩子与媒体的接触中，父母要尽可能陪同，不断提供对于节目内容、主题的批评，帮助他们形成对周围事物的正确判断，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如果父母忙于外界事务，就会把孩子留给电视机。为此，波兹曼进而提出了一个似乎为所有女权主义者所诟病的建议；让妇女回归家庭，重新担任教育子女的角色，因为妇女对童年来说是最好的塑造者和保护者，这一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恢复传统的家庭状态和家庭观念。

　　柏拉图认为学校的目的是要训练智力和培养性格。16世纪学校的出现就是要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以便他们能够学习思考，发展智力，并且避免变得愚蠢。在电视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普遍把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看做启发心智的唯一途径。但是在300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却影响到了学校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一贯以来对教育的信仰。

　　渡兹曼认为，学校是建立在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之上的公共机制，我们可以通过童年与印刷术和学校的联系看到这一点。现代学校在创立之初是要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独立的价值观和科学的思考，因此，儿童进入学校就是要学习如何逐渐掌握成年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但是，今天的学校在行使自己的教育职能时，不得不面对电视带给传统教育环境的影响与改变。波兹曼在《教学作为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这本书中谈到，电视媒介的信息传播形式正在以其形象性、瞬时性以及娱乐性迅速侵占年轻人的心灵。电视已经取代了学校的教育地位，成了“第一课程”。

　　首先，电视采取了与学校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学校起源于印刷时代，因此也就带上了深深的印刷媒介文化的烙印。“现代学校是活字印刷的产物，因为对学校来说，孩童到学校是为了学习识字，因此也就是如何作为成年人。”。即使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学校依然保存着自己贯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是一个连续的知识累积过程，要建立在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是一种以图像为中心的媒介，图像本身是具有根据性的，对它的理解不需要掌握特殊的技能或技巧。因此，电视用图像将文字的地位取代，就避免了传统教育所必须的抽象思考。所以电视带来的是认知度的提高，理解度的降低。

　　其次，电视教育之所以会比学校教育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还在于它本身的娱乐性。“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孩子在电视机前是自由的，随意的，但是，事实上，“‘教与学’这对矛盾是构成‘教育’这一事务的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关系”，电视摒弃了这一关系，消解了儿童在教室里所培养起来的纪律观念。电视从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上转移了学生对课堂教育的兴趣，同时也彻底超越了印刷书籍所特有的线性文本对人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教育就是要颠覆以文本为中心的现代欧洲思想。

　　事实上，人们只要看一下，孩子们在电视机和网络面前的着迷程度和所花费的时间就可以看到，那些迅速变化的感官信息在我们的生物偏向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尼尔波兹曼认为，传统学校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树立的是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世界观，关注历史和未来，强调理性；而电视教育培养起来的学生树立的是以图像为中心的世界观，关注当下，强调感觉的真实。因此，他不无忧虑地指出，电视成长为“第一课程”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教育的终结。

　　电视以其轻松性、形象性和娱乐性颠覆了传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严肃性、逻辑性和连续性。电视是摒弃思考的，因此在电视机前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拒绝思考和判断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现在儿童越来越受重视，但我们的资讯环境事实上确实已经淡忘了儿童的观念，即儿童不仅仅在生理上应该受到保护，更应该在精神上给予保护，避免使其幼小的心灵过早遭受信息环境的污染。那么学校和家庭应该如何抗拒媒介对其权威的侵袭，保护儿童的存在呢?尼尔·波兹曼提出了媒介教育的概念。

　　“学校是我们少数几个保存下来的以非电子传播模式组织起来的信息系统之一”，而电视却是电子时代信息传播模式的典型。波兹曼认为，家庭对于儿童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缺乏学校教育的权威性。那么学校应该成为对抗电子媒介的主战场，这就有必要在学校开设关于媒介教育的课程。当然，所谓的媒介教育“并不意味着对媒介的使用。它意味着调查媒介，从而发现传播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调查首先从媒介历史开始，要让学生在整个童年时期逐渐了解有关传播技术和某些媒介内容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那些历史久远，看似自然存在的内容和技术。每一种媒介都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为当时的人们构造了一种现实，并进而构造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理解，由此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不同时代特有的媒介环境。每个时代的媒介环境都会塑造一种独特的社会意义，而媒介教育的任务除了理解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历史，更应该考虑每一种媒介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数字0的出现如何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教授数学的方式培养了很多的“数学盲”——对数字及其代表的意义缺乏基本的理解。考察我们当今的教育，恰恰是缺少了关于学科历史的教育。因此，波兹曼认为，每门学科的教师都应该成为一位历史老师，向学生们讲述本学科的历史。只有当学生具备了这种历史意识，他们才可能对媒介的起源发表更多的观点，才能更多地了解每一种媒介的出现给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从而才能挖掘出隐藏于媒介文本中的价值偏向和意识形态。但是，如果继续对媒介的历史保持默然，就像现在的学生认为字母和数字是本来存在的一样，若干年后的孩子们也会认为电视是一个“神话”。

　　媒介教育还应该考察媒介内容，并对其进行批评。每个时代的媒介内容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当时受众的理解能力和情感喜好，它对年轻人的教育至关重要。我们今天的媒介所宣扬的感觉标准和社会价值正好与学校教育相反，而学校仍旧不断把不同形式的媒介引进教室，其目的并非为了让学生理解媒介的表现形式和表达习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学校教育正是在盲目引进媒介时受到这些媒介价值观的影响才逐渐背离了自身的教育哲学。因此，当我们进行媒介教育的时候，必须要向学生提供一种批判的方法和工具，而这种方法和工具就是媒介语言和媒介内容。要努力让学生理解媒介是如何传达关于社会、国家、个人、责任、权利等观念的，帮助他们采取一种清醒而冷静的视角来审视媒介内容，由此获得一种力量来现存文化中的习惯势力。对于如何帮助观众提高对电视的识别能力这个问题，波兹曼在一次访淡中认为，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他已经用了25年的时间来寻找答案。他最早在《电视与英语教学》这本小册子里探讨过答案。首先他希望英语老师能够更严肃地对待电视，然后帮助他的学生不仅抱着热情，还要抱着同样的识别能力来看电视。

　　此外，质疑技术的价值也必须成为媒介教育的一部分。媒介技术本身不仅仅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工具，不仅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观念。正如望远镜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人们对宏观世界的知识了解，事实上还对人类的神学世界提出了挑战一样，电视带来的一种完全去传统化的教育。它摒除了理性和逻辑，引发了对于破碎、无序、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每个时代的媒介环境都会塑造一种独特的社会意义，而媒介教育的任务除了理解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历史，更应该考虑每一种媒介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

　　摘要： 现象学是研究意识的学问，关注存在境遇中人的意向性选择与意义世界的构造；儿童教育是事关儿童身心成长的事务，其目的在于引导儿童构建他们的心灵世界，发展他们的生存智慧、能力和健全的人格。在各种存在关系中建构心灵世界是现象学和儿童教育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现象学的问题情境、基本问题、基本追求启发我们：儿童教育只有面向儿童整体的生命活动，使儿童以完整的心灵融入日常的行动中，基于生活的自觉意识主动地学习，儿童才能够获得身心的健康成长，进而儿童教育才可能真正地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之上。

　　近十余年来现象学对我国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面向、走进和呈现教育生活并进行理论分析。现象学研究存在境遇中的意向性构造，既包括意识意向性活动的内在构造机制，也包括意向性构造的关系条件及在其中所呈现的具体事物。十余年来，我国的教育现象学研究更倾向于后者，而从现象学关注意识意向性构造的内在机制这一“认识何以可能”的根本问题入手来思考儿童教育与儿童成长问题仍然有待跟进。宁虹正是从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入手，从教育发生的意义上，或者说意识形成的意义上，对教育以及教育现象学展开了新的思考。[1]现象学关注生命在各种存在关系中建构意义世界的内在机制，这与儿童教育关注儿童心灵世界的建构，或者说与儿童是怎样学习、怎样成长这一核心问题是同一的。以儿童精神成长的发生学维度为切入点，可以发现现象学与当前的儿童教育在问题情境、基本问题、基本追求上存在内在一致性关系。

　　无论是哲学还是儿童教育研究，思考和研究都始于问题。哲学是一种反思意识，哲学思潮都有着深刻的问题情境，每个时代的哲学必然以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反思为起点，现象学也不例外。胡塞尔现象学的问题情境是欧洲近代的理性危机，正是面对这一现实的危机，使得他走向先验现象学，jn江南体育回归先验意识、理性、人的意义世界，试图重新为理性定位，为欧洲人摆脱理性危机指明方向。胡塞尔认为现代人被科技理性思维方式所支配，进而遗忘了对人生的意义问题做出回答，而追求意义是人的生命本性，它“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2]。理性最初在古希腊人那里就是指人的自主性，人的自我决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理性表现为内在的精神超越性。现代科技理性使得人将理性的目光向外看，寻找存在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规律以改变外部世界，缺乏将目光回复到自身，实现自我筹划，并规划人与周围世界、当下与未来的关系。胡塞尔正是要通过现象学，将人类理性的目光再次从指向外部世界转向自身，转向纯粹意识，转向人类的生活——即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使人们认识到科技理性是一种片面的理性，从而摆脱欧洲的危机，即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生存危机。为了使人们返回理性之源，他将目光再次聚焦到理性的基本问题：“认识何以可能？”经过胡塞尔及其后继者的共同努力，现象学将人类的目光转向纯粹意识、此在、身体，关注人的身心整体，以及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生境的关系。当然核心是人在这些关系中的生存筹划，是人的意识在生存境遇中的综合性构造。

　　不难看出，现象学与当前我国儿童教育的问题情境是同一的！首先，从大的时代问题来看，现象学所关注的科技理性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宰制这一问题正是当前儿童教育所无法逃避的时代问题。受其影响，无论是儿童的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是一种外在的文化的控制，表现为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科技理性主宰下的科学文化知识、技能。教育者和学习者的目光被迫仅仅指向确定的教育内容，儿童整体的生命活动被简化为知识储存和技能训练，以确定的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替代了生命整体的成长，特别是心灵世界的自我构造。正如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所说，“现在的教育所关心的是外在的效率，它完全忽视——或者有意歪曲——人的内心；它只发展人的某一部分，而让其他部分自生自灭。”[3]儿童教育遗忘了儿童的生命整体，成为“不见人”的教育。儿童教育本来应当是顺“势”而为的，这个“势”就是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发育阶段儿童的成长规律，认识发生的规律，而当前的儿童教育缺乏对儿童成长规律的整体认识，对儿童心灵世界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到微观的儿童教育活动中都缺乏理解儿童成长的恰当观念，进而缺乏对生命成长规律的敬畏，缺乏对儿童精神生活方式的尊重。对于儿童来说，生命整体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积极适应、主动建构的自我完善过程，而目前的教育使儿童的生活变成一种执行外在程序的操作流程，而非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性”的“操心”。这种教育脱离了儿童生命成长的内在根基，丧失了内在意识对生活过程的统摄作用，泯灭了生命自我选择、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破坏了儿童生活的自觉意识，违背了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儿童变成一个个不会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不会操心别人、不会操心周围事物的人。儿童教育原本应当帮助儿童成长，使儿童更好地生活，而当下的教育却正在肢解着儿童生命的整体性，消蚀着儿童成长的生命机制、精神的创造性及道德和审美属性。没有哪一个人会反对儿童学习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我们应当反对将其作为唯一目标，将儿童整体的生活划约为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这种被简化的被动的生活方式是令人担忧的！赵汀阳在评价当前的教育时认为，这种教育“不仅浪费学生的生命，而且破坏学生的创造性和正常人性。这样的教育完全是非人性的。假如以人类的名义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犯了”[4]。这绝非是危言耸听的鼓噪，而是基于儿童生命成长规律、儿童心灵世界建构的内在机制而表达的一种深切的危机意识！当前的儿童教育违背了人的生命本性和儿童成长的规律，破坏了复杂生命整体的自组织机制，儿童教育中存在着儿童的成长危机！

　　从胡塞尔通过意识的意向性构造和回归生活世界重新回到人的“认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以来，现象学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经验以及事物如何在这种经验中并通过这种经验向我们呈现”。[5]而儿童教育活动则是引导儿童通过自己的生活使世界呈现在儿童的意识之中，即儿童教育帮助儿童建构意义世界。这样，儿童意义世界的建构与呈现就成为现象学与儿童教育的共同的基本问题。因此，要解决当前我国儿童教育中的危机，就需要像现象学家一样，面对基本的问题：“儿童是怎样学习（成长）的？”这一问题与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即“认识如何可能”是同一个问题。现象学的这一问题标志着一种思维态度的转变，这种思维态度对于儿童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儿童教育沉浸在对象性的思维方式中，只关注人运用认识能力去学习知识，而对于认识能力的内在运作机制及其相应的外在条件缺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是必要的，是不可被遗忘的。胡塞尔对意识的意向性构造及其由以发生的生活世界的先验探究，现象学的后继者从认识与存在、环境与认识的关系、他人与自我的关系等方面不断拓展着对意识构成的研究。儿童教育及其研究可以从现象学的这些研究中获益，并面对儿童教育的基本问题：儿童是如何学习（成长）的？世界是如何通过儿童的生活过程向儿童呈现出来的？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生命头几年中儿童的心灵世界与成人的心灵世界有什么不同？儿童无意识的生活与有意识的学习之间有何关联？儿童怎样通过在环境中与他人的互动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世界？这个过程对于儿童来说意味着什么？儿童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应当怎样为儿童的成长提供文化支持？这些问题是儿童教育的基本问题。儿童教育要面向事情本身，就是要面向儿童的心灵世界，以及儿童心灵世界建构的机制和条件。

　　对于以上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依然可以借助于现象学的思想资源，特别是现象学一改传统形而上学彰显理性而压抑、排斥非理性的认识方式，开始将理性与非理性统一于“体验”“直观”。胡塞尔认为，“在广义上，意识这个词（那时肯定不那么适当地）包含着一切体验。”[6]“胡塞尔孜孜以求的是返回到我们知识的最终的和基础性的根据上去，即必须从‘判断’回到‘体验’。”[7]意识的意向性构造就是体验之流赋予事物意义的过程。现象学回归到人类生活的整体之中，无论是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罗姆巴赫等人都是如此，都将整体的人放置在环境之中、过程之中，回归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回归人与环境的统一。而现象学的这些认识启发我们，要回答上述教育的基本问题，也必须回归儿童生命成长的过程，或者说回到儿童的生活之中，才能体验到儿童的成长，明确儿童教育应有的作为。

　　儿童的心灵世界随着儿童的成长而变化。发生学的考察儿童的成长，可以发现，初生的婴儿带着遗传赋予人类的生存本能，在环境中展开生命个体的生存过程。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个体一经被“抛入”这个世界，就为自己的生存（存在）操心起来，伴随着本能的生存活动的展开，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就展开了，个体意义世界的建构就开始了。婴儿阶段的儿童受身体发育（特别是脑）进程的影响，其基本活动为基于本能的生存活动，在本能和无意识的生存活动中对象性的认识活动才能逐渐获得发展。儿童的本能是遗传赋予的复杂的意向性体系及其相应的行为，个体精神生活的起点是本能与无意识的生活，而后意识（狭义的意识）逐渐从无意识中分化出来，将人的自然本能引导到文化的规约之下，儿童心灵世界的建构过程是通过本能活动的展开而内化社会文化的过程，儿童的本能和无意识活动使生命得以维持和发展，并为儿童进入文化世界提供了中介。这正是教育之可能及其作用发挥之所在，教育就在于组织和引导儿童的本能，使其进入人类的文化生活之中。

　　只有对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进行发生学的考察，才有助于掌握儿童精神成长的规律。儿童最初的认识如何可能？儿童有着怎样的内在的精神生活样式？答案就在于儿童的本能和无意识的生存活动与文化环境的关系样式，在于儿童的生活体验。这一时期，儿童以自己的生命感受为中心确立与周围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关系，这是儿童能力所能及地建构意义世界的方式。由于儿童早期理解事物的方式是基于生活体验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意向性的意义建构表现出鲜明的“自我中心”。皮亚杰称这一时期儿童的思维特点是“自我中心”的，其“自我中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胡塞尔先验意识现象学的。这里的先验并不是脱离经验，而是指意识的样式，或意向性结构的样式，这个样式是由生命早期的基本存在方式，即以本能和无意识生活为主的生存方式决定的。儿童的本能与无意识活动作为儿童自主活动的最初形式，决定了儿童生命存在的体验状态。从童年早期的意识样式来现象学地考察儿童的精神成长，就会发现，儿童时期是人一生的世界景象的源头，加斯东·巴什拉充满诗意地描述了儿童意义世界的诞生，或者说有意识生活从本能生活中孕育而出的状态：“这些开始显露的新生发出的全部心理微光照亮了初生的宇宙，边缘境界的宇宙。微光与边缘境界，这就是童年先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微光中，光明带有水气，而边缘境界则是水性的。于是我们总是能再遇到那同样肯定无疑的依稀梦境：童年是人性的水，从阴影中流出的水。这薄雾与微光中的童年，这慢悠悠的边缘境界中的生命，给予我们一种新生的厚度。”[8]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就是世界被儿童的意识逐渐照亮的过程，从混沌初开，到世界日渐明朗，这是一个现象学的过程。童年的生活就是“世界”整体的轮廓逐渐被儿童的意识所呈现，进而分化出细节景致的过程。“薄雾”与“微光”交织的童年是瑰丽的、梦幻的世界，童年的精神王国具有一种梦境的依稀的性质，它是儿童的意识之光中呈现的各种现象，通过想象的灵活变更建构出儿童独有的内在心灵世界，是儿童力所能及地建立的世界图景。童年是神话的，童话的，梦想的，游戏的。儿童通过拟人的方式理解各种事物，拟人就是“拟我”或“拟儿童”，是以儿童自己的意识样式为模板的。到了少年时期以后，随着新皮层逐渐发育成熟，儿童体验世界的方式才逐渐接受文化的调节，理性意义上的自我才开始发展，并以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的姿态去理性地分析事物。

　　现象学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儿童的生活是前理论的生命经验，是生命整体的体验，而不仅仅是认识经验，是海德格尔的“此在”与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的存在状态。儿童经验的发展过程也是黑格尔所讲的“实体变为主体”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儿童意义世界的建构过程，或者用胡塞尔的话来讲，就是世界在儿童纯粹意识之光中显现出来的样子。儿童是被赋予先验的意识结构后被“抛”在世界中，首先凭借先验意识展开生命活动，并用意识之光不断照亮世界，使世界显现出来。这个“照亮世界”的过程或“世界显现”的过程，就是儿童精神成长的过程。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反映论占据主导地位，反映论对精神的解释追求“客观”地反映世界，而对于从人的主观方面看待人与客体的关系的关注远远不够，这对于我们全面、辩证地认识人的精神现象和儿童的精神成长是非常有害的，反映论精神观对于理解儿童内在的精神生活有着视角上的先天缺陷，它忽略了精神现象的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忽略了生命存在的基础性活动对个体精神发生的根基性作用，从而切断了认识活动的存在论根基，忽视了儿童独特的内在需要、兴趣、动机。二是强调从反映客观现实的角度理解精神，忽视人内部的、主观的意识状态，以及先验意识的构造性，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荒谬的唯心主义，忽略了精神现象的意向性这一特性，这无疑遗漏了精神的本质。现象学可以帮助我们从儿童意识活动的样式及其构造机制认识到儿童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精神生活，认识到儿童生命体验之于儿童教育的根基性。

　　现象学源自西方的理性传统，现象学的基本追求是摆脱近代以来科技理性对理性的异化，回返原始意义上的理性，面向人的意义世界，面向人与人、人与周围世界的意义关系，回归精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从而摆脱精神危机。现象学的这一根本追求对于儿童教育的目的及其达成具有重要的启示。

　　西方理性观念的初始意义与教育的本真追求是一致的，教育的源始意义是儿童教育，教育旨在帮助儿童获得生存能力和精神的完善。面向生活世界的人的生存筹划与意义世界的建构，是现象学和儿童教育的共同追求。而前已述及，当前的儿童教育从儿童整体的意义世界中抽离出有限的内容，将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作为唯一的目标，将儿童其他的生活意义悬置起来，以学校生活挤压日常生活，以学校中的概念学习替代了生活中的直观学习，打乱了儿童意义世界建构的次序。然而，“教育的最大任务在于产生一个完整的人，能将生活加以整体地处理”，[3]23而不是表现为生命某方面能力的智力，割裂生活的整体性而仅仅追求书本知识的学习，会简化生命的丰富性，破坏生命的自组织机制，扰乱儿童生活的逻辑。“正确地教育学生，是帮助他了解自身的整体过程，因为唯有以完整的心灵融入日常的行动中，这时才会出现智慧，才会有内心的改造。”[3]46儿童教育要确保儿童以完整的心灵融入日常的行动中，就必须基于儿童生命整体的成长，回归儿童的生活。只有在整体性的生活过程中，儿童才能够体验到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才能够主动地操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在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对自己有深入的了解，形成较为清晰的自我意识，在生活过程中自主自觉，获得生命的内在智慧，实现人格的完善，获得身心的健康成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儿童的学习是生命意识主动的意义建构过程，自我构成与自我实现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儿童发展的基本问题。儿童教育就是要借助儿童自己运用自己能力的生命意识，积极参与到周围生活中去，在生活过程中引导儿童认识、理解、行动，使主动建构、自我创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儿童在主动的生命意识的统摄之下积极行动，体验自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关于周围世界的明晰观念和健康的判断力。儿童对概念知识的学习必须基于直观知识的基础之上，教育要让儿童在生活过程中通过体验和直观了解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中提取概念，并根据生活的逻辑把这些概念组织起来。只有这样，外在的知识才能在内在意识直观的基础上转化为内在的领悟，转化为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观学习与书本知识的学习应当相得益彰，直观是内在地发现，主动地建构。但是，在今天的儿童教育中，儿童的直观学习被排挤在成人制定的学习内容之外。加斯东·巴什拉深刻地指出：“孩提时代，人们向我们指出那么多的事物以致我们失去了看的深刻意义。看与指出从现象学观点看是强烈相反命题。而成年人怎么会向我们指出他们已失去的世界！”[8]161“看”是主动的、构造性的，表现为意识的综合性构造。儿童成长的关键问题就是内在意识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儿童内在意识的自我构成是不需要教的，这是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创设符合儿童精神生活方式的教育环境，这种自我构成就会主动地表达出来，文化的教化需要通过儿童内在意识的构造实现内化，不恰当的外在的文化强制会破坏儿童内在意识构造的机制，破坏儿童自我成长的机制，使儿童从生命机制或者功能上丧失了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完善自己的能力，更谈不上成为道德的人，以及达到享受学习、享受生活的审美境界。

　　因此，儿童教育应当站在人的立场上，以现象学的态度面对当前儿童教育中的精神危机及基本问题：首先要对儿童生命特性进行整体的理解，把目光聚焦到儿童精神成长的内在机制和儿童意义世界的建构过程本身，要深刻地认识到儿童的本能、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想象在儿童心灵世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要从儿童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意义出发深入思考儿童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要基于对儿童成长过程的信念、对知识的信念以及对儿童知识获得的信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形成恰当的教育观念，并不断改进教育实践，使学校成为不让孩子惧怕和厌恶的生活场所，使学习变成充满精神趣味的生活内容，使儿童在教育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能力，自己操心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存，只有这样，教育才可能更好地帮助儿童成长，进而才能保证儿童教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1]宁虹.认识何以可能——现象学教育学研究的思索[J].教育研究，2011，（6）：11-16.

　　[2]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M].倪梁康，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7：982.

　　[3]克里希那穆提.一生的学习[M].张南星，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46.

　　[4]王啸.赵汀阳访谈录：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自由[J].中国教师，2004，（2）：31-33.

　　[5]罗伯特·所克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M].高秉江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

　　[6]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Ⅰ）[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5.

　　不是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都要用儿童的语言去表达现实儿童的精神世界；也不是能写出儿童文学作品的人，就能理解儿童的内心。实际上，是否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并不在于能否准确描述童心，而是作者在儿童认知、表达愿望、生活积累等方面的区别。当然，期待能有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了解童年、理解童年、关注童心、鼓励童真。可以把这些作为作者的追求，但不能把这些作为衡量儿童文学作者的标准。其实，进入儿童心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它与公众的儿童意识有关。因此，整个社会的儿童观，整个社会对儿童的发展规律、需要、权利、行为特征等的认识水平需要逐步提高，这也是我国教育部为什么连续举办“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发现儿童、理解童年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儿童优先、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拥有多项权利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在国际社会的官方文件中得以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儿童文学作品中就越“有”儿童。其实，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宣传科学的儿童观的重要素材。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此，我们不能期待过高，必须学会等待，等待儿童观的觉醒；更要学会为维护童年、丰富童年而努力，努力宣传科学的儿童观。儿童文学滋养过无数人的童年。比如，我小时候曾经看到的很多作品，还是让人欣喜、甚至痴迷的。记得有一本书《顺风耳和千里眼》，让我痴迷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每天爬到灯塔土坡上去，四周远眺，觉得自己比前一天看得更远，似乎离“千里眼”为期不远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从一个专业人员的角度，我会觉得一本优秀的儿童文学书籍对一个儿童来说不只是画和字，还有一系列的假想、一系列的尝试、一系列的憧憬。童年有了文学，才更为灿烂；童年有了文学，才充满想象。当然，儿童文学作品若要在儿童内心留下印记，内容和形式需要与童心相契合。

　　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因为有大量的国内外读物可以选择。但是，儿童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往往需要成人尤其是教育者的引导，儿童对作品的阅读有时也需要成人的指导。“有准备”的成人能有效地指导儿童的阅读。所谓“有准备”，就是尽可能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了解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先读”和“蹲读”是指导儿童有效阅读的前提。所谓“先读”，就是在指导儿童阅读前，成人先要阅读作品，了解作品的内容和表现特征，有时还需要多次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是否给儿童指导和给予怎么样的指导。要避免把儿童文学作品当作课文进行解读。所谓“蹲读”，是成人用童心去读绘本，要避免带着“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和“新词汇”等思路去指导，没有童心，成人难以感受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趣味、幽默和想象。因此，所谓“蹲”，就是放下心来，用儿童的眼光去欣赏儿童文学。在儿童阅读指导中记住这一点，对各位幼儿教师和家长都很重要。阅读指导者，必须去研究幼小的孩子从儿童文学中得到了什么，或儿童文学引发了孩子什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够吸引儿童？阅读指导者要研究儿童听故事的专注程度，关注儿童听故事时的表情、举动和提出的问题；要关注并细致分析儿童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时的表现，包括关注儿童的注意时间，对不同页面的关注程度，对不同形象和情节的关注程度，什么样的内容引发了儿童的微笑和疑惑；还要观察和了解什么样的作品让儿童念念不忘，什么样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儿童自发的表演游戏、结构游戏及其他游戏里。文学作品与儿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教化和引导的关系，儿童是文学作品的鉴赏者、解释者甚至是践行者，儿童经常在批评和改造儿童文学作品，只是教育者没有在意；儿童经常在创造儿童文学作品，只是教育者经常忽略。与儿童共同阅读，是对教育者的基本要求。教育者不仅要仔细关注儿童的阅读行为，还应阅读儿童的阅读，理解儿童的理解。在儿童文学的学习上，教育者应该向儿童学习，因为儿童的心绪才是儿童文学最应关注和照应的，也是教育者最应研究和解读的。儿童文学不只是用来读的。在幼儿园，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用来听，用来读，用来做，用来演。幼儿多感官、多层次地投入到文学作品中，有利于扩展经验，发展能力。教育者应特别注重角色游戏和表演游戏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因为这些游戏能让儿童文学作品情境化、立体化、多感官化，能调动幼儿的文学再创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动手制作能力、想象能力、合作协调能力、交往能力等。因此，将儿童文学作品归于表演是将文学欣赏综合化，体现了幼儿园教育中的儿童“在行动中学习、通过经验学习、在情境中学习”等特点。因此，儿童文学作品的深度欣赏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增值。当然，这一切都应从儿童的需要、反应等出发，那些成人主导的表演会让儿童失去自由和自主。儿童文学作品的深化和拓展，还可以通过儿童喜欢的其他形式，这个过程中儿童也是有个别差异的。有些儿童更擅长综合的深化和拓展文学作品，如改编作品，制作背景、道具并表演；有些儿童擅长绘画，将故事的主要情节画成连环画；有些儿童乐于建构，儿童文学中的奇妙场景经常成为他们用积木等材料建构的内容。教育者不应束缚儿童，要给他们机会、材料、空间、时间和其他条件，让文学更深地印刻在儿童的心灵深处。其实，围绕儿童文学，结合现实的活生生的儿童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建构一个个充满文学气息、环境丰富多彩、充满童话气息、有无数兴奋点、让儿童能积极投入、让儿童的想象和表现欲望能得到充分实现、是童话也是生活的幼儿园课程！

　　那么，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呢？我们认为：一流的老师教人，二流的老师教知识，三流的老师误人。

　　教育的宗旨应放在培养有能力、有优良品质、有高素养的现代人——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开拓型人才这个 基点上。那么，如何在儿童美术教育中贯穿这一宗旨呢？我们应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黑格尔说：“说到本领，我认为最重要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美术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激发引导孩子 们的想象力，孩子们最大的乐趣也在于幻想，每一个孩子的心都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想象的神奇世界。教师的教 学应着眼于童心的释放，鼓励儿童好奇心的张扬，如自由自在的野外写生，随心所欲的泼墨赋彩、绘声绘色的 形象思维启动等，都能激发孩子们用自己的画将神奇的童心世界表现出来，使想象力得到发展。

　　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高科技的信息时代。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丰富多采，让他们接触人物、动物 、花鸟、山水、建筑、民风民俗、影视等大千世界所有的美好东西，扩展他们的视野；在风格技法上，应接受 传统和现代的各种流派，可运用毛笔、水彩笔、油画笔、刻刀，甚至计算机等各种可接受手段；使之形成一种 开放的意识，塑造开放的人格。

　　儿童美术教育把孩子们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中去，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鉴赏，如讲解大师的作品，带 领他们参观好的画展，到郊外观察大自然，讲述优美的童话故事，听音乐等，提高他们的对美的感受能力，同 时也能培养他们真挚美好的感情、陶冶他们的情操。

　　好的教师应尊重孩子、平等地对待他们，给予他们积极的指导性的建议，尊重和倾听他们的见解和判断力 ，为他们创造一种自由、愉快和谐的民主气氛，在一种自由的游戏状态中学习和创作。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表现 自己。

　　(一)教师资源匮乏，教育质量低。我国高等学校特殊教育专业设置的较少，对特殊教师进行培训的机构也较少，社会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对特殊教育的扶持力度低，从而特殊教师的就业面比较窄，很多特殊教育的教师找不到适合的岗位，造成人才的流失，导致大量非专业人士的介入，造成特殊教育质量的下降。(二)特殊教育机构少，经费不足。从当前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看，大陆地区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为340621人，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率为4.53%，这与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中视力、听力言语和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80%左右的目标和我国大陆普通儿童98.7%的入学率相比尚有一段距离。由于特殊儿童康复所需的器材和对特殊儿童的服务所成本很高，政府对各地的拨款不能满足需求，而社会力量办的福利机构又经常缺乏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难以持续。(三)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国建国以来虽通过宪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对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力和特殊教育的实施做了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都不是专门的特殊教育法规，对特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和特殊教育实施的细则都规定得不够具体，因此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就使特殊教育实施既缺乏明确的指导，又缺乏应用的法律保障。此外，我国普通学校殊教育的专业化组织体系和专门化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从组织制度和人力，物力上难以保证特殊教育的顺利进行。(四)家庭、社会观念落后。目前，在社会和绝大多数家庭中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特殊儿童不同于正常儿童，他们达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接受普通的教育存在着极大的难度，接受特别教育难以找到相应的学校和教师，并且费用高昂，即使接受教育之后，他们也不能达到正常水平，所以，有一部分群体认为特殊儿童接受教育是不必要的。

　　(一)普及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提高人们对特殊儿童的认识。导致特殊儿童教育工作难以长期持续大范围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缺乏对其了解。所以，社会应积极地普及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如特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1.智力障碍儿童：由于智力障碍他们大脑受到器质性损伤或由于遗传因素的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等造成的大脑发育不全，导致了他们认识活动的障碍和全面的心理活动障碍。2.视觉障碍儿童：由于视觉障碍儿童的视觉感知能力的缺陷，导致了视觉障碍儿童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相对较弱。3.听觉障碍和言语障碍儿童：由于听觉障碍和言语障碍儿童身体行动迟缓，反应迟钝，动作不协调，缺乏节奏感，空间定向能力差，导致了他们交流能力差，感知能力不精确，分析和判断能力差。4.自闭症儿童：由于自闭症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和不正常，导致他们不能和他人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关系，极度孤独，语言简单和重复。(二)国家加强对特殊儿童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多方融合资金。近几年，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特殊教育本身发展比较迟缓的特点，所以，政府应该深化体制改革，将特殊教育融入到大教育体系中，切实加大对特殊儿童教育的经费投入。特殊儿童的发展也始终是政府和养成机构的关注所在，对他们的教育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平。然而，特殊儿童教育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积极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关怀特殊儿童，是特殊儿童教育达成社会的共识，从而，达到多方法融合资金，减轻国家的负担，共同使特殊儿童教育事业健康、良好的发展。(三)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特殊儿童的教育质量。特殊儿童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特殊儿童教育质量的高低，目前，我国特殊特殊教师队伍还十分薄弱，应加强特殊教师队伍的建设。首先，在高等师范院校应增设特殊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从而，向特殊学校输送专门的高素质教师，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其次，在普通学校增设特殊班或扩大规模招收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并且，组织专门的培训，提高教师有关特殊教育方面的技能；再次，要提高特教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以保障特教教师队伍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从而为特殊儿童教育提供更加稳定的师资保障。(四)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只是在相关的法规中涉及到特殊儿童的条目，尚未有专门的关于特殊儿童的法律法规。多层次的特殊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可以确保法律法规更具有操作性，以保障特殊儿童的基本权利。我国应尽快完善有关特殊儿童教育的法律体系，确保特殊儿童教育有法可依，提高特殊儿童及家长的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国特殊儿童教育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国特殊儿童教育起步晚、发展慢，特殊儿童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使特殊儿童健康、良好的成长，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还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下，才能为特殊儿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