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1日，首届中国儿童发展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儿童中心、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儿童优先 筑基未来”，分别就城市儿童、农村儿童、流动儿童、中职学生和特殊儿童等展开讨论。

　　70 年来，中国儿童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国儿童的教育、医疗、养育环境和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优先”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与担当。

　　“保障儿童发展，意味着进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这是一项回报率高、影响久远的百年大计，必须优先考虑让在农村的、处境不利的儿童充分享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帮助，为他们创造公平的发展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黄晓薇表示，妇联组织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支持服务家庭教育，促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良性互动，合力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指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并按照“儿童优先”原则，以健康和教育为重点，大力开展贫困地区儿童成长早期干预，取得显著成就。

　　“中国的儿童正生活在好的时期，但仍面临快速城市化、老龄化和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三重挑战。多年来，基金会开展反贫困与儿童发展领域的试验和研究使试验地区儿童直接受益，部分建议已变成国家政策。未来，基金会愿意继续配合各相关部门，切实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尽早迈向一个没有贫困的未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说。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讲话时指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中国，今天孩子们的模样，就是明天共和国的模样。为儿童发展创造友好的发展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需要学校、家庭、社区携手努力，更需要党和政府在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

　　李尚荣是《诗词大会》第一季的选手，也是“别人家的孩子”，熟读古诗文，5岁就已经认识了4000多个字。不仅熟读《论语》、《孟子》等古代经典，而且还能学以致用，表达自己的观点，被称为“国学小才女”。

　　“现在尚荣自己学习很主动，有的时候我们得劝她多休息会儿。”叶爱文介绍了自己从女儿3岁起，引导女儿读国学的历程，叶爱文说，幼儿教育比较合适的方式是跟游戏结合到一起，用有趣的方式陪伴孩子。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说，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好的教育首先应该符合孩子的天性，符合人成长和发育的规律，说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肢体的发育、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动作的发育很可能早于语言系统的发育，这就是天性。所以孩子在幼年的时候，特别是低龄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育首先要符合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让小孩充分地动，让他肢体获得一个很好的发展。

　　刘长铭认为，素质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促进人在四个方面的和谐发展。第一是生物性的构建，就是人作为一种生物，他要运动，他的肢体要发育，他的动作要敏捷，他的各种感觉器官要非常敏锐，这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应该创造各种的机会，让小孩去动，包括动手。第二就是人格性的构建，人格性的构建就是让他有一个主体的构建，认识到他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这是人安身立命在社会上立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也包括他的健康个性。第三是社会性的构建，他要学会表达、学会沟通，学会与人相处。第四，非常重要的就是工具性的构建，今天我们培养学生各种能力、掌握人类的知识等等。学校教育兼顾了，或者是全面地考虑到了，促进了人这四个方面的发展，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除了校内教育，校外教育也是儿童培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中国儿童心党委书记丛中笑认为，校外的活动在孩子的成长中可以发挥四点作用。第一是要制造快乐，我们说校外就是孩子玩的地方，孩子寓教于乐之中，首先他是高高兴兴的，不能来了还是一种愁眉苦脸。第二应该有一个恢复功能，因为在学校里边有很多的学习压力很重，他有一些情绪，他有一些不快乐，所以在校外要恢复它一些功能，而恢复孩子的这样一种能量的过程，实际上最好的方式就是体育、艺术，这样开阔的文化，这些方面都非常有作用。第三要交友，在课堂上可能有纪律更多的要求，他更加系统规范，而校外是一种非规则、非正式的这样一种教育方式，所以孩子是互相交友，就可以交很多的好朋友。最后，它应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儿童在校外应该是不同于学校的，他参加一些比赛或者参加一些剧目的表演，他去攀登，他甚至去走长征路，这些方面就给他一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校外是更强调通过活动来教育孩子，通过实践来育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保障民生‘七个有所’的明确要求，其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和‘病有所医’是直接关乎中国儿童发展的三个关键点，都做出了带有前瞻性的重大部署，如何把这些重大部署落到实处，需要花很大力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说。

　　在成为山村幼儿园教师志愿者之前，王玉兰曾想过，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10年。王玉兰，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希望山村幼儿园的老师。10年来，从最初的巡回早教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到现在标准化的乡村幼儿园，王玉兰见证了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让王玉兰坚持做山村幼儿园教师的动力，是王玉兰在和孩子、家长相处的过程中，有了感情，舍不得孩子们。王玉兰也看到了山村幼儿园带给孩子们的变化。

　　王玉兰带的第一届，有个小倩的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每天上学不知道洗脸，到了学校，一不如意就会躺在地上打滚。王玉兰慢慢教给小倩一些生活规范。引导小倩画画、游戏。十年来，王玉兰也一直关注着小倩的成长，还和小倩父母、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联系，询问小倩的情况。令她欣慰的是，现在已经上初二的小倩，在学校表现很优秀。

　　“像小倩一样，山村幼儿园改变了很多贫困地区孩子的命运。”王玉兰说，如果小倩当时不上幼儿园，直接上小学，没有在幼儿阶段培养各种习惯，肯定和其他小学生有差距。有可能长大后找个人嫁了就是小倩一生的命运，但是现在小倩有了很多种可能。

　　“上了山村幼儿园之后，小倩一家也感到山村幼儿园可能改变他们一家的命运。”王玉兰说。

　　“山村幼儿园计划”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09年发起的一项社会试验项目，目的是探索符合中西部山区特点的学前教育普及方式，服务最底层20%儿童的学前教育。项目主要做法是：在试点地区招募符合条件的幼教志愿者，将村里闲置房舍资源布置为活动场地，志愿者经过培训后以“送教入村”方式为幼儿就近提供早期启蒙教育。

　　2012年起，基金会将乐都的山村幼儿园模式推广到贵州松桃县、江南体育官方网站织金县、剑河县、湖南古丈县、新疆吉木乃县、山西兴县、甘肃华池县、云南南涧县及河北大名县等9省(区)19县(市)，每年受益儿童6万多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山村幼儿园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跟踪统计数据。山村幼儿园的孩子，是村里最贫困的家庭的孩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在青海省乐都区，60%以上的山村幼儿园受益儿童，在小学一、三、五年级的考试成绩高于全区平均分，接近县城公办幼儿园毕业儿童超过平均分的比例，远高于其它幼儿园和未上幼儿园的儿童超过平均分的比例。最突出的数据是在五年级，这批孩子的跟踪数据显示受过山村幼儿园教育的学龄前的这些孩子们，在青海乐都8000多名儿童当中，有80%的比例进入到了前25%。最贫困的孩子和县城的孩子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不一样，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免费的村门口可以上的幼儿园，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可以跟县城家庭的孩子拼一把了。

　　2012年3月，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县“山村幼儿园计划”启动实施。松桃苗族自治县山村幼儿园的谢慧萍老师，毕业于贵州铜仁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她在这个山村幼儿园已经工作了7年。从日计划到月计划，再到育儿知识、安全常识，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山村幼儿园已经构建了非常完善、规范的学前教育体系。谢慧萍也在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中，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工作。现在，铜仁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1.7%。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陈鸣明2013年至2018年任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一直分管教育。他介绍，贵州坚决把教育作为脱贫攻坚重大举措，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脱贫攻坚硬仗，构建“校农结合”“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入实施学生精准资助、办学条件改善、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倾斜等“1+N”计划。优化教育结构和布局，前瞻规划布局城镇学校建设，运用大数据手段使农村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加快解决“乡村弱、城镇挤”问题。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三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对贫困家庭学生上高中、上大学免除学杂费，组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全员培训，开办698个免费职业教育精准脱贫班，2018年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提前两年完成目标，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贵州省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持续压缩党政机关行政经费的6%用于教育事业发展，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全省教育事业实现大踏步前进。” 陈鸣明说。

　　这个六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舞台，表演了自己的节目《父母在哪，家在哪》。同心实验学校是一所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父母在哪，家在哪”是流动儿童的心声。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的加速，也同时催生了城镇和乡村之间儿童的流动。

　　“2.8亿农民工里有51%的人是新生代农民工，80后、90后、00后，这51%里其中大概50%是80后，43%是90后，剩下的是00后。如果我们把80后这些人，包括90后，他们都该有孩子了。什么情况?我们曾经面临的问题是第二代农民工，现在面临的还有第三代的问题。在座的这些流动儿童是第三代，他们在城市还能回得去吗?回不去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会长、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说。

　　李铁介绍：更新的变化是什么?做2014年、2015年调查的时候，农民工举家迁徙的人数是20%、30%。而现在，新生代农民工60%举家迁徙。“实际上我们在城市生存的儿童，包括义务教育的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数量非常大。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教育部2018年统计是1400万。”李铁说，随着人口增长、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出现了严重的负担。这里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否可以通过社会化解决，另一个是通过政府投资解决。

　　“按照人口比例来算，苏州是第二大移民城市，户籍人口已经低于流动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53%的各方面教育资源是集中在流动儿童方面。与之对应的，在建学校方面，教师招聘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到2020年，苏州计划新建的托儿所、幼儿园，还有打工子弟学校的升级改造，都是围绕着流动人口服务。”苏州市副市长聂飙说。

　　“流动儿童关系着城市的未来。很多人试图站在关爱的角度谈问题，但是事实上，应该从城市的角度出发，这些农民工的二三代是城市的未来。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他们是城市最稳定的、最富有活力的劳动者。北京户籍人口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是24.8%，如果有外来人口就降到16.5%，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33.1%，加上流动人口的线%。所以二代农民工已经大大降低了老龄化率，三代农民工就是城市最有活力的新鲜血液，如果这批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如果他们没有受到很好的义务教育，他们在城市未来会成为没有受过教育的贫民，对城市只有带来压力和不稳定，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待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这一点对城市来说尤为重要。应该把流动儿童的问题站在城市治理的角度、城市未来的角度去认识。”李铁说，从中央政策的角度来讲，只有提升了中国城镇化水平，才能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才能解决城市的竞争力问题，才能解决创新载体问题。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流动儿童要接受很好的教育，他们才能承担未来的中国科技的创新，承担着发展的创新。

　　沈金花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2005年从中华女子学院毕业，学社工出身的她选择了做公益。2006年起，她开始担任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在沈金花看来：现在，随父母流动到城市的儿童年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年龄特征的变化是适龄的义务教育儿童的人数已经在迅速地减少，而学龄前的儿童对于社区友好照护的需求、15岁以上儿童的社会化发展的需求开始明显化。

　　“5G、AI时代的到来对流动儿童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探究和探索，回应到这些孩子们教育的当下，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的教育，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未来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觉得目前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孩子的视野不断扩大，让他们拥有更远大的理想，能够给孩子创设更友好的环境，培育我能行的力量感，创造一些家庭的连接和幸福，带给儿童更多的力量，增强自身内在抵抗力，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在流动儿童教育的路上，我们依然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去努力。”沈金花说。